文革中北大才子沈元之死：翻譯文章惹殺身之禍

整整四十年後，沈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論文翻譯名字，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，有點兒冷清。在他的母校北大，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，更不要說沈元了。這個流血太多、至今還將許多流血者的名字視為禁忌的論文修改民族，沈元只是這個被殺者名單中的一個，王友琴《文革受難者》名錄中，他能擁有一席之地，幾百字的介紹，似乎已屬萬幸，因為更多的人連姓名都已被湮沒了。

我讀過沈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《一個人才，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！—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》，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了解。沈元以"叛國投敵"的反革命 罪被奪去三十二歲的年輕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，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的一九五七年，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，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，滿腦子的雄心壯志，要成 為"未來的範英文論文文瀾、郭沫若、剪伯贊"，他也確實有"狂妄"的理由，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，也坐得住冷板凳，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、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，憑一篇《急就篇研究》就得到了郭沫若、範文瀾的好評。

一九五六年，他有機緣從英國《工人日報》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》，震驚之余，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，這是他們課堂上學的《聯共 （布）黨史教程》看不到的，在同學之間的議論中，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，多年後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，"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，社會主義時代為 什麼不能寫信史？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，而且干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？"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，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年代問題。一九五六年所 謂"雙百"方針出台，正是難得的思想寬松的年頭，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，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。

一九五七年春天，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"鳴放"，要求黨外提意見。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，用不著等待邀請，自己就鳴放起來。歷史系宿舍外的鳴 放標語以及牆報《准風月談》，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，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搞的。"五一九"以後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、譚天榮的觀點，卻 不同意他們"煽動情緒，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"。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，在老同學眼裡他是標准的中翻英翻譯左派。說到底，他只想做學問，鑽他的故紙堆。然而，在北大按百分比英文潤稿劃右派時，他還是在劫難逃。